杨之光先生家简朴清雅，每一次闲谈总是如沐春风。品赏好画好字好茶之余，杨之光先生脱口而出的妙句让人受益匪浅。“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他的座右铭， “大师自古是通才”是他从艺数十年的肺腑之言。
　　杨之光先生是画家，更是教育家。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上。回忆当年的老师李健、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他总充满温情，而谈到自己关爱的后辈林墉、陈振国、陈永锵、方楚雄，甚感欣慰。艺术传承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
　　年近八十，神采奕奕，思路清晰，杨之光先生依然关注人间的一草一木。多少年来，他时有义举，十几年前就捐出了价值过亿的千余幅作品。而提起“大师”之说，他会笑解：“现在为了名利，不惜手段，自己封自己是大师，大师满天飞，大师都贬值了。艺术艺术，我们是搞艺不搞术，很多人是搞术不搞艺，搞艺是搞不过术的。我相信历史会作出答案，因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慢慢就会认清楚。艺术要搞艺，不要搞术。”
　　我觉得艺术是严肃的事业
　　李怀宇：你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是和共和国这六十年同步的。
　　杨之光：对，梁江给我的新画册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与祖国同行》。梁江的意思我理解，他是说我的画一步步地记录了共和国的脚印。我的创作没停过，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张比较有份量的代表作，也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我选择的题材也多是能够代表国家的比较重大关键的事件。从国画本身来说，我对此前没表现过的题材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这六十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没有停步。
　　当然这六十年不是平凡的六十年，里面甜酸苦辣都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坚强、比较自信的，是非分得比较清楚，作品里面该表现什么不该表现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对我们党功过的评价，心里也清楚，毕竟我是过来人，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荣誉也都得到过。在我的经历里头甜酸苦辣都齐全了，这在旁人来说是比较少有的。我的家庭也受了很大的灾难，可以说是搞到我家破人亡，我的母亲和鸥洋的母亲都在当中死了。对这些我们也还看的比较开，这是国家的不幸，不能说由谁来承担，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那时也都受罪，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无所谓。我们都希望国家好，现在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算是盼望到了。我的心情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可是也有点特别，心里想着这一天总算是来了。
　　我在台湾流浪过，生活得很困难。我有时候也设想，如果我当时留在台湾，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杨之光了：跟不了徐悲鸿学画，到不了中央美院，历史也就不能这样写了。幸好，解放前我就比较果断地要回来迎接解放，这是我一生当中非常果断的决定。当时的我也就十七八岁，非常年轻。
　　李怀宇：你这一代和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正好遇上了1949年之后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变化。你这一代正好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
　　杨之光：也是幸运的一代。因为那个时候徐悲鸿先生还没有过世，他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指导。蒋兆和先生也没过世，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些中央美院第一届的学生很幸运，这些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再加上我们接受的很重要的教育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是在艺术技巧之外，给予我们艺术思想上的深刻指导，教导我们接触生活，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了解人、熟悉人、表现人。
　　当时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俄罗斯作品。巡回画派的画家在世界上有地位，即使现在来看，他们的作品也还是好的，并不过时。因为他们对生活抠得非常紧，对人物的塑造也是空前的深刻，其程度超过了任何时代。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要塑造一个人物，就要从生活中挖掘很多素材，这种严格的创作程序当时在中国还是很少见的。我接受了这种经验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艺术是一个严肃的事业，我的创作过程基本上以严肃为主，外界评价我的创作也认为是严肃的艺术。我都是抓住一些事件的重要环节进行创作，对人物的塑造也不是马马虎虎，随便张三李四可以代替的。我画《在农讲所》最典型，一个人我要画出十来个形象进行挑选。这幅作品这次也会在北京展出，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把我的创作和素材一起展出，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创作的严肃性。我的创作方法和今天青年学生使用的方法相比较是一个明显的差距，现在，在这方面认真下功夫的人还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的意义是汇报性的，或者说是总结性的，对后面一代人有启示性。到底创作是为谁创作？怎么创作？给谁看？一个有份量的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是一个画家自觉的责任感。
　　李怀宇：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革命精神的影响有多大？
　　杨之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分。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是特别热爱，从我的创作来讲，我没有表现丑的、悲哀的作品；从我的创作视角来看，也是以歌颂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作品为主，有点时代号角的意味。当然我不能这样说自己的画，但的确是达到了鼓舞人心这么一种作用。譬如说《雪夜送饭》，表现同志之间的友谊；《一辈子第一回》表现一个人翻身做主了，站起来了；《浴日图》表现军民关系，这些比较重要的关系我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是说教式的，是抒情的，能够让人接受。在生活当中只要发现充满感情的题材，我是抓住不放的，所以我一生当中抓住了很多这样看起来平凡，可是内涵比较深刻，很有意义的题材，这一点也是公认的。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我是歌颂派、美化生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生活本身就应该是美的，我一直都是这个主张。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追求美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乐趣。因为美的东西可以鼓舞士气，建设于国家。现在中央提出和谐社会，中国要是像那样不和谐是搞不好的，我们的社会就是需要和谐，和谐就是最大的美。我的创作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当然现在画派很多，看法不同，有的对现实主义评价很高，有的对当代艺术评价很高，可是在我看来，画派是各种各样的，有各自的主张，所以我很少参与这种争论，也很少去评价。我觉得画画很简单，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走各的路，谁也管不着谁。****讲过一句话：画什么，怎么画，是画家自己的事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说改革开放给文艺界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其中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画什么、怎么画，当然是作者的权利，旁人是不能干预的。我六十年里作的画，除了有一张是农讲所命题的历史画，其他都是我自己找的题材，自己的构思，并没有长官的意思在里头。
　　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
　　李怀宇：你读中央美院的那个年代，对祖国的未来、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杨之光：当然充满了信心，但是的时候失望了，那个时候简直不想活了，但那是例外。从总体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举个例子，在我母亲家里藏着一些文物珍品，上海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动员我母亲把西汉的铜壶捐献出来，壮大博物馆的藏品。我母亲同意了。到建美院的时候，美院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藏品，我又动员我母亲把明清的十二张画，还有敦煌出土的两卷唐人写经都捐给美院。直到我工作了以后，1990年退休，到美国参加一年的研究工作，拿了绿卡，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在1995年，我突然决定回广州，同时也把我的一千二百张作品全部捐给国家。当时没有第二个人会把一千二百张画捐给国家，我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引起了一些震动，文化部因此颁给我一个“爱国义举”的奖状。因为我已经在美国了，可是还倒回来，把画全部捐给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我对国家的感情都是用行动来表示的，不是空谈，算是作出一些示范。比如学校里有什么困难，贫困学生比较多，再困难我也要捐几十万给他们。可以说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随便举个例子，方楚雄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名额，我去帮他争取，这是一个天才，不培养可惜了；陈永锵是和陈振国他们一届的研究生，这几个学生我都很宝贝。后来陈永锵毕业了，我要求他留校，但是当时有些不太好的同学作怪，留校这个事情就没成，他回到西樵山去当画家了。我女儿杨红是学画花鸟的，我让杨红去拜陈永锵为师，拜我的学生为师，还带了一瓶拜师酒去。我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切的，像亲朋好友一样。我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看到他们现在成为很有名的画家我感到很欣慰。
　　李怀宇：你的老师当年对你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
　　杨之光：对，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比如李健老师，大书法家，他也是很爱护学生的，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磕头拜师，每天给他磨墨。拜师学艺也是一种磨练，看到老师那么刻苦，我也要那么刻苦，不怕困难。
　　在高剑父先生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我跟他学的时候他还很清贫，都是在春睡画院的园子里教我，他上课的地方是一个阁楼。爬上那个阁楼，里面黑乎乎的，这位老先生穿的背心也浑身是洞，好一点的衣服都没有。我很感动，一个大画家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教学生，实在是无话可说。高老师也比较爱护我，方式也是很奇怪的。他是用请学生帮他做一件事情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夫人刻一方图章？”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他就用这个办法来鼓励我。我给他刻了，他很满意，然后他就让我临摹日本的《景年花鸟画谱》和《梅岭画谱》。他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就是他对我的关心。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很感谢那个时候练就的画花鸟的基本功，给我的以后奠定了基础。我在上海学的也是画花鸟，可那是海派的，不求形式，不去认真研究对象，只讲笔墨趣味，到了广州来之后，学习方法改变了。这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一个是追求形象，一个是追求笔墨，两者糅合在一起，两个对我都有用。然后我又到中央美院学西画，学水彩，又把水彩的东西揉在一起，这些综合的因素就成了我自己的风格。
李怀宇：画家的造型能力是不是天生的？
　　杨之光：不是，是苦练。而且这个过程很苦，很枯燥。现在有些人不同意把徐悲鸿的造型地位提得那么高，我想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有好多骂他的、批判他的人，我后来一研究，发现他们本身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山月在内，他也体会不到素描的作用在哪里。所以他和我之间发生了大争论，报上也公开的，他写了一篇《论橡皮的功过》来贬我，因为我当时主张造型严格，他来唱一个反调，当时影响不小。虽然这样公开地在学术上进行争论，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现在证明了，人物画如果要发展，不抓这一点是不行的，否则只能回到古人不求形式、张冠李戴的人物画去。像我画的很多肖像画，都是很准确、很传神的，这个功夫不容易，我也担心今后很难有人能够回复到我现在的水平，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怀宇：我仔细观看了你和靳尚谊先生的作品，他用油画的形式来画，造型能力非常强，也非常准确。
　　杨之光：我觉得徐悲鸿老师对造型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已经接近甚至是超过科学的标准，他观察东西很准确。我觉得先要求准确是对的，夸张、变形是第二步才来考虑的事情。基本功首先要过硬，在我看来要达到照相机的水平。对所画对象水平线、垂直线的衡量，对每一个几何形体的衡量都应该像数学那么精确，可是很多人不走这条路。因为它艰苦，很少有人能走到底。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就在于接受了徐悲鸿先生的这种教育，得益一辈子。所以即使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也不能忘掉当初的第一步，到后来我要画“没骨”等等，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基础是动摇不了的，它是基石。所以有些人对徐悲鸿有误解，有些人对他有门户之见，抨击他的写实派、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其实都没有很充分的理由。我对当代的艺术、新画派、现代美术都不加评价，因为这是个人的自由，而且各人有各人的对象，观赏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没必要去打击人家。
　　诗书画印缺一不可
　　李怀宇：后来你创造的这种“没骨法”，是对过去的突破。
　　杨之光：对，应该说“没骨法”是我探索当中的一个亮点。“没骨法”的综合因素比较多，包含了几种基本功，花卉、书法、造型、色彩，色彩又包括中国色彩和西洋色彩，缺一不可，所以“没骨法”也很难有继承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个条件，画得好的，书法不行；国画基础不错的，又没有西洋画的基础。我还学过雕塑，学过版画，这些综合的因素对我很有利，除此以外还有画外功，比如戏剧、音乐这些我都学。对于戏剧来说，舞台的构图就是画画的构图，我画《在农讲所》的时候，一大堆人物形象构成的就是一个舞台，这些人物怎么摆，这是一个修养问题。音乐，我学过小提琴，虽然没拉好后来放弃了，可是我懂得音乐的规律，音乐跟舞蹈的关系很密切，这也是为什么我画舞蹈比较上手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画舞蹈画不好，虽然他们有技巧，可是他们不懂得舞蹈。舞蹈的节奏、转折、动作、姿态，我都比较熟悉。这些就是画外功，是促使这张画作完成的综合因素。
　　这样来看“没骨法”，可以说前无古人，也可以说后无来者。我可以大胆地这么说，因为这种技法太难了，需要很多因素促成。这里面的画外功很关键，很多人画舞蹈画不出那种节奏，画不出民族舞蹈之间的区别。新加坡有一个很有名的舞蹈家，看了我的舞蹈速写展览，在座谈会上给了一个让我很吃惊的评价：杨老师画的舞蹈比我们专业学生跳的还好。这句话评价很高，我对舞蹈始终是外行，但是她认为我体会到了舞蹈深层的内在。
　　李怀宇：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大画家，他们除了绘画，其他功夫也是很到家的。像齐白石，他的诗、字、印各方面的功夫都很高妙。
　　杨之光：我基本上走的也是他那条路，我也是诗词画印都能来的，我出过诗集。其实这些都是必然的，艺术的门类基本上是互通的。有些画作，我的脑海里还没出现画面，诗就已经想好了。举个例子，我到云南画五朵金花，在他们劳动的地方，我问：“金花在哪里呀？”云南的小姑娘哈哈大笑，她们说：“你别找啦！我们个个都是金花。”我当时马上就想到“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苍山洱海边”这两句诗，后来题在画上。这反映出来的是我在中学打好了诗词的基础，这很重要。所以这样看来，诗书画印缺一不可。印，本身就是构图，以刀代笔。这些道理讲起来很简单，要真正做到真的太难。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间？我练书法的时候每天倒锁房门练一小时，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书法水平完全不是偶然的，真正是苦练出来的。
　　李怀宇：现在的很多画家都只是沉浸在画艺里，对其他的艺术没有一种通观性的学习，不免流于画匠。
　　杨之光：对，有这个问题，还有浮躁。浮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种病态。做学问不能浮躁，而且不能有杂念，不能老想着名利地位。越是想着要一鸣惊人，越不能达到目的。从古以来的大学问家、大艺术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淡泊名利，耐于寂寞。你不吹我，我也不在乎；你吹我，我也不会得意忘形。这其实都是做人的道理，懂得怎么做人，画品也就上去了。所以说，还是先做人，做人该怎么做，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人对名利太着急，我不是很赞成，这些事情越急越不行。
　　李怀宇：你这一代人受的教育和现在不一样，你们的名利思想和现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产生的名利思想也不一样。
　　杨之光：我画画基本上没考虑过要卖多少钱，所以我一直不卖画，是近几年才进入市场，以前一直没有的。我捐那一千二百张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算过，那些画值一个亿，我如果不捐，大概可以拿来买一套比现在这套还宽敞一点、像样一点的房子，还有我的画室也有很多空间上的限制，可是我还是捐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不是主要的，一个艺术家不应该以这些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生活低一点，艺术也许会高一点。所以我很少考虑到经济、地位这些问题，比如说过去得国际金奖，按照道理来说，应该记上我们这笔功劳，可是我们也没有拿这些事情来夸张、吹捧，兴趣也不在这里，这样反而批我有名利思想批得更厉害。当时拿了金奖以后，学校警告我，不要滋长名利思想，结果领奖的当晚我就大哭了一场。鸥洋也记得这个事情，她说：“你从来没哭过，这是唯一的一次，拿了奖反而哭了。”因为我心里头别扭、委屈，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画能够拿国际金奖，这些不是我所求的，也是求不到的。结果学校借发奖这个机会批我一通，我觉得委屈。
　　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国家受左的影响很大。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呢？因为他纠正了这个方向，使得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日子，这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可是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我始终是抱乐观态度的。尽管经历过那种最苦的时刻，那时候也想过死，幸好没死成，才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变化，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现象，这是另外一回事。从整体来看，中国将来在世界上会是最成功的国家。也可能是因为苦难多，教训多，所以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从反面来看，这反而成了一个好事，能够让我们的进步更快一点。可惜我年纪已经大了，八十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基本不能画画了，有点遗憾。
　　李怀宇：除了“没骨法”之外，你在艺术上还有哪些方面是展现自己特点的？
　　杨之光：恐怕下一步展现“书法入画”的技巧会多一点，用书法的笔韵来处理我的画面。根据我年龄的特点，不能画得太细太累，不能放开了画，所以可能会走这条路。齐白石的晚年还能坚持画画，也是依靠这个手法。
　　李怀宇：在中国的传统来讲，其实是书画同源的。
　　杨之光：更重要的是同理。因为平衡、节奏、韵味这些方面，书法的道理就是画画的道理，不能分割的。画里有书法的味道，书法里有画的味道，这都是很好的。
　　李怀宇：有些画家的字看起来就让人不敢恭维。
　　杨之光：是，画家能写字写得很好的太少了。最典型的就是黄胄，画画得那么好，字写得很难看。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字写得很难看，他自己也知道，别人也给他提意见，他就开始苦练，后来就进步了。
　　现在是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好的越来越少。这是很自然的，太泛滥了。看一个人的书法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毛病，浮躁、不下苦功、霸道，全在字里头，一看就清楚了。真正有修养，沉住气来写好字的人不太多。现在书法家协会的活动我也很少参加了，有一半的人都是不够水平的，我懒得去参加。
　　李怀宇：广东来讲，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法好，是因为学问融入书法之中。我想现在的书法关键的问题是要和文化结合在一起。
　　杨之光：对，当然是这样。书法的培养有一套规律，现在很多人抛弃了这套规律。现在小学生书法比赛，都是事先知道哪几个字，然后就专门苦练这几个字，能得奖就行了，这不是办法。我们练字的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就是按照程序来练的，每一个程序都要花一两年的功夫去攻，这样才能培养出书法家。现在业余的写两个字玩玩可以，可是真要成家不行，他没这个基础。所以我说一个世纪里，画家能够出一批，可是书法家出不了几个。这是真心话。这跟传统的基础有关系，基础比较深厚的话，收到的效果要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没有时间去做学问。
　　李怀宇：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文化内涵对书画作品的创作是很重要的。一个画家有文化跟没文化对绘画的境界有很大的影响。
　　杨之光：画画说到底就是画修养。画的本身表现的就是人的修养。就像学生上学，老师是一样的，时间是一样的，作业是一样的，最后毕业的时候比出谁高谁低，还是修养最重要。说到底，画画就是比修养。
　　李怀宇：有些画家只重视技巧不重视修养也是个问题。
　　杨之光：这恐怕是当前的一个问题。浮躁就是静不下心来做学问，连看书都很少，怎么静下来？他们都在考虑怎么样画画卖钱，能卖多少钱，考虑这样的问题多，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也影响了我们作品质量的提高。这次六十年回顾，看了一些以前的画，有的人跟我反映，还是以前的画耐看。我们这批人对每张创作都很认真、很严格的，所以耐看，过了几十年也还是好看。现在有些人昙花一现，很热闹，可是不耐看。特别有些当代艺术，新是新，但是不精，很容易就被忘掉了。
　　我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李怀宇：在你的人生历程里，教学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杨之光：教学应该说是我的一个重点，我的重点不在创作。所以这次北京的展览，我跟他们说，你们要研究我的东西，不要忘了我首先是一个教育家。这很重要，我一辈子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而且我的培养方法也比较正确，如果不是用我的方法来培养，无法达到现在的成就。最近电视台采访我的几个学生，林墉、陈振国、陈永锵，他们都谈了一些心里话，陈永锵谈了我对他的一些影响，这些对我来说比评价我的一张画重要多了。做一个老师不容易，不仅仅是要关心他们的画，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是恋爱，他们恋爱我都干预的。方楚雄跟林淑然谈恋爱的时候，我干预过的，因为当时学校考虑让方楚雄留校，但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就把他们俩找过来，让他们转入地下，后来就过关了。对于这些东西，老师也要关心的，帮一下。
　　李怀宇：后来办“杨之光美术中心”，也是你的教育思想的延续。
　　杨之光：也是我教育生涯的延续。因为我没有力气再教大学生了，杨红刚好在搞少年儿童美术教育，我正好接上这个班。教育是不分大小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个中心的成立能够体现我的理念，我以前提倡速写、摹写、写生，现在多了一项——联想，创意思维的发展，这是我新补充进去的。我对想象、联想、创意思维的提出，把国画的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去了。从小培养人的创造力比美术重要，比如将来要当一个工程师，设计汽车、设计图样，没有创造力就只能制造不能创造，中国就没有前途可言。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基础的工程，从小就培养小朋友们的联想思维、创造思维，这是颠覆当前中小学美术教育的一个大动作。这的确要颠覆，以前学画，都是临摹，老师怎么画，小孩子也怎么画，就像画太阳，只能是红的，可是小朋友说：“我画绿太阳可以吗？”这也有他的道理，也是一种突破。老师的指导思想很重要，鼓励小孩子做什么，他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比如小孩子很喜欢麦当劳，让他们每个人设计一个麦当劳餐馆，他们的想象力丰富极了：楼梯怎么设计的，食物怎么送到顾客手上的，小朋友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想。我们把它变成艺术，这样的培育方式比临摹好得多。这是对思维开创性的启发，让他们头脑的另一半也开动起来。
　　李怀宇：现在报考美术学院的人多得不得了，这种现象在你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艺术教育是非常特殊的教育。
　　杨之光：我也搞不清楚，现在人越来越多了。绘画是特殊人才。中国人太多，不能培养很多画家，太多画家也没用，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但是学生都需要有这样的基础，艺术修养的基础很重要。比如钢琴有没有用？真正的科学家会告诉你它有用；建筑师也说造型艺术、绘画对他是有用的。比如你是学国画的，硬要很好的英文基础，当然英文是有用的，可是用处不是太明显，又占用很多时间。比如要升国画教授了，一定要英文过关，这也是有问题的。
　　李怀宇：现在艺术家发展的大环境和你那一代成长的大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特别是市场化的冲击之下，整个艺术界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思想上也是如此，不像你那个时代思想那么单纯了。你跟当前的艺术家接触多吗？
　　杨之光：不多。我觉得现在的教学质量到了这个阶段，应该好好地总结以前，不能盲目地创新。把以前好的经验传承下来，我这次在北京办的展览也有这个意思，给以后学画的人有一点启示。对以前不应该盲目丢弃，只搞新的一套，基本功也不要了，准确也不要了，可是往往准确就是美的。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的，有的人说准确不好，太机械了，可是准确本身就是一种美。我画芭蕾舞就有这个体会，有时候不准就是不美。这是个人看法的问题。
　　门派之争没有必要
　　李怀宇：你在岭南生活了这么久，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自己身上的岭南气息重吗？
　　杨之光：有，我现在提倡的创新就跟岭南画派有关系。
　　李怀宇：岭南画派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向日本学习。
　　杨之光：对，日本就是写实，跟我们传统的临摹、写意的起步不一样，他们有点像宋元的风格，画工笔，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正好弥补了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弱点——不去研究对象。他们主要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给我们一个启示。高剑父就是接受了他们这个长处，我觉得他很善于接受别人的优点，这一点很重要，不是没有选择地学，日本画有时候也很小气，看起来不好。
　　李怀宇：你在美国那么多年，那段时间对你的艺术影响有多大？
　　杨之光：很大。开阔了眼界，门户比较多，比较自由，我的“没骨法”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开始研究的，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成熟阶段。这是一个过程，最早是在美国的时候打了一些底子。跟我一起住的两个人都是外国华侨，相互之间也有影响。比如有些画我用重背景画的，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李怀宇：谈到画派的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人问你对岭南画派的看法，你说，你不是岭南画派的，你是“杨之光派”。
　　杨之光：对，我不入派，这个观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讲，可是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拜师不入派是对的，入派就受了它的约束了。比如让我代表岭南画派，这是不行的，如果我画画的风格离岭南画派远了人家就会说离谱了。我不受这个约束，我应该是忠于自己，才能够超越前人，起码和老师们有不同的区别。如果我承认我就是岭南画派，那徐悲鸿老师肯定有意见，要说我还在中央美院学了几年，颜文樑老师也有意见了，因为我也在苏州美专学习过，这就太复杂了，干脆不入派。可是我人在岭南，岭南画派的一些活动我也积极参加，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是应该的。
　　李怀宇：这种门派之间不同意见的撞击，现在看来真是有很多恩怨在里面。
　　杨之光：有恩怨，老的恩怨是有的。
　　李怀宇：这好像是代代都免除不了。
　　杨之光：是，比如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的恩怨，最近吴冠中先生也对徐悲鸿先生进行了一些攻击，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画家之间应该各做各，这是有道理的，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不能摆在一起。让吴冠中写实，他是写不了的，他留学那么多年，学的不是徐悲鸿那一路，大家不在同一个平台上，没有可比性。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是历史的恩怨，是历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证据的，可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把老账翻出来。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时候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不要去计较，影响到现在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样不太好。吴冠中在很多场面攻击写实主义，甚至于说徐悲鸿把学生培养坏了，这说不过去的。不应该拿自己的理论去压别的画家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经验，我只会说向你学习你的经验，绝对不会学习你的缺点。当然他有他的做法，我也不干预，我对吴冠中从来不表态。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应该去计较。
　　李怀宇，资深记者，现供职于广州〈时代周刊〉，为首席记者。出版有《访问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之一与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