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回顾起来，杨之光的实验又不过就是徐悲鸿、蒋兆和所开拓的水墨人物画历史问题的再探索和再尝试罢了，在这条艺术路向上，他确实孜孜以求，穷其一生加以研磨砥砺，他用不同颜色表现出凹凸和光影，后期在色墨上的运用更加大胆，用笔湿润而透明，技法探索可谓达到一个新境界，但仍然是素描法，它牺牲了中国画的笔墨情趣和造境意趣，大都来源于直接观感，一种瞬间的心理反应，致生动有余底蕴不足。由于不再强调笔墨意韵，不再强调书法用笔，所以杨之光的书法本应有更高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意韵，由于没有了自觉追求，吃老本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记得潘天寿曾经说过：“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我向来不赞成中国画‘西画’的道路。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的独特成就，要以特长取胜。”“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今后的新文化，应从民族遗产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去发展。”其实，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自有其独特的评判体系在，它的根基在于诗书画的合一，而它的最最核心处，则是在于其审美是否符合中国文化的本质，有无反映出中国文化那种博大、深沉、灵敏、单纯的特性。

　　一般而言，中国画只要沿着诗书画合一的路向攀登，只要一个画家能坚持不懈，反复研磨，反复锻打，反复淬取，其画面语言将愈老愈纯，愈老愈精，愈老愈深厚，愈老愈自由，愈老愈活泼，愈老愈天真，愈老愈见光华，所谓“熔铸诸学于一炉而集大成者”即此，所谓“道法圆融者”亦即此。不必说五代的荆浩、关仝，也不必说宋初的李成、李唐、范宽、王希孟，更不必说“元四家”、“明四家”和“清四家”，乃至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程邃，就说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一位是花鸟大师，一位是山水大师，均能在晚年变法而至“凤凰涅槃”。应该说，杨之光在改造中国水墨人物的探索是值得肯定和致敬的，“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称号在当下也是实至名归的，但他以及他的同道们以牺牲中国笔墨为代价，牺牲中国造境规范为代价，始终在“不中不西”，“非驴非马”(见其画作《泉》跋语)境地中打转，始终在“技”的层面打转，始终难以企及“道”的层面——因为，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偏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