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先生：

　　大札及大作《九八英雄颂》的画照均已收悉，照片洗印得非常清晰，尤其几个局部更是生动传神，我相信都比较接近原作。除了些持久战的课业，我一般不压事，接信当日起就陆续地请朋友传阅，几乎都为这件作品而兴奋，并且就几张局部照片议论你的新技巧，可见新意也是有的。

　　你来信讲，希望我写点观感，而且说了些“有兴趣的话”、“不可勉强”之类的前提，全无前辈命令后学的意思，看得出你对评论家的尊重。评论，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应该“从于心”，而不是从于权或从于利。但并不是所有的画家都这么看，许多人把评论家看做艺术升值的“轿夫”。所以，评论家经常处于自守无奈之中。其实，因有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身，久有超负荷之感。早就想贴一张“无力承担评论文字和展览操作，敬请谅解”的告白，竟连这告白也未写得出来。所以，只好回先生一函，或者借题发挥。说点真话，也较撰文省劲些、随便些。

　　过去，我通过对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观点，总以为：花鸟、山水画可以大器晚成，惟人物画创作盛期当在中青年时代。有些师友不同意此说。却也未拿得出多少证据来驳我。记得我在前年为你所写的《还是一颗闪亮的星》一文中，就曾有所诘难：你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在晚年将如何画下去?我心想，你在80年代完成了肖像系列之后。在耳顺和古稀之际，已经找到了适合于你，也适合于国外市场的舞蹈人物和人体艺术，会进一步完善和升华你的没骨人物画技巧。没想到，你还像青年时代那样，敏感于社会性的大主题，还那么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是我最为敬佩之处。更何况，你已经全家住进了美国，生活在与中国大陆相异的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弟无缘去美国考察。但许多资科说西方艺术家是不必有社会责任感的。近中读到陈瑞林译苏立文著的《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苏立文在中文版序言中就谈到这种差异。

　　“我看现在在西方和中国最基本的不同，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在于社会意识和伦理观念等非艺术的问题。……即使是最激进的中国美术家，也依然受到不能脱离社会的传统观念的约束。……而在西方却几乎没有哪位艺术家会接受必须对社会负责这种观点。……当东西方美术交流的所有障碍都被消除这一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中国美术家的内心却依然存在着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之间的紧张感和矛盾感。这种既相合又相斥的辩证关系，正好为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增添了无穷无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