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尽管西方不一定没有了“对社会负责”的艺术家。苏立文先生对中国的说法总还比较客观、实际。如果中国艺术家失去了这点责任，或者都崇奉没有责任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尽管艺术家不必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和贪官污吏们在水利工程中偷工减料承担责任，但如果他们不对这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表现出起码的关心，也便枉活了一世。你说：“创作此画主要是出自一种责任感”，还谈到你参加1954年武汉的防汛抗洪斗争，这次抗洪虽不能及时参加，但“心里始终关注着这一壮举”。我想，这便是你不顾古稀之年、不惜“大病一场”的创作冲动，这是《九八英雄颂》作为“从于心”的艺术最真诚的内在驱动力。

　　我是主张艺术关注人生的。关键是它应该符合艺术规律，不要重复过去那些极“左”的违背艺术规律的错误，不要变成现代的标语口号。不要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命令詹建俊让狼牙山壮士跳崖，或者把石鲁的《转战陕北》说成是“孤家寡人”。在这点上，你是“从于心”的，也是自由的，所以那没骨人物画的技巧也发挥得甚好。你说“用没骨法西重大题材，比画舞蹈、人体难度大得多”，并在这段话上加了着重号，这确是实话，也当然是你体会得最深。

　　在我看来，没骨法;无论是用于花鸟、山水、人物，最适宜表现色泽之美、秀润之质。目前中国长于没骨人物者，你用于单个的舞蹈人物或人体，田黎明表现光影中雅逸的少男少女，彭先诚则施之于古典题材，各擅胜场，但也仿佛都不适宜画揭天掀地之举、现悲壮苍厚之力。惟有你，避开轻车熟路，偏偏要用这没骨法画英雄主义精神。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认为，你的没骨法技巧由此有了变化。有了更充实、更丰富的表现力。如果论纯正的没骨画技巧，左边第三人的面部体现得最好;如果说有所突破的话，则是你心目中的高建成(即左起第二人)塑造得最好，你在他面部复笔相加的几处重色干皴，无疑是为秀润的没骨法增添了苍厚之力，连同在他身上出现的墨色及其棱角，这正是这一悲壮的题材所需要的力度。